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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典解读:《论语》中的中庸

时间:2016-05-11 17:45:08  来源:  

 

 

《论语》:

  子曰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民鲜久矣。”(《雍也》)

  中庸,“中者,不偏不倚,无过不及之名。庸,平常也。子程子曰:‘不偏之谓中,不易之谓庸。’”(朱熹:《中庸章句》)就是说,不偏不倚,无过不及,是平常不变之理。

  子贡问:“师与商也孰贤?”子曰:“师也过,商也不及。”曰:“然则师愈与?”子曰:“过犹不及。”(《先进》)

   子贡问,子张和子夏谁好些?孔子说,子张过而子夏不及。于是子贡以为子张较子夏为好。子贡的想法反映了一般人的心理。对于不及的错误和危害,一般人都比 较清楚,而对于过头,人们常常会觉得过头一些总比达不到好。尽管事情搞砸了,至少动机还是好的,方向还是对的,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,革 命和建设中,相当一段时间内,也流行过左比右好的思想,宁左勿右。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。孔子说“过犹不及”,纠正了这种想法;不要以为过比不足好,过和不 及是一样的。

  从正面来说,这就提出了一个标准:凡事都要力求无过无不及,不过头,也不不够;也就是一切要适度,恰到好处。《论语》中许多地方体现了这一点。

  孔子评说《诗经》:

  《关雎》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(《论语·八佾》)

  喜怒哀乐,人之常情。而情之所发,都要适度。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有欢乐,但不放荡;有悲哀,但不至于伤身,就是适度。

  仁者爱憎分明,嫉恶如仇,而喜怒爱恶同样要适度。《论语》记了一个故事:

  子华使于齐,冉子为其母请粟。子曰:“与之釜。”请益。曰:“与之庾。”冉子与之粟五秉。子曰:“赤之适齐也,乘肥马,衣轻裘。吾闻之也:君子周急不济富。”(《雍也》)

   公西子华出使到齐国去,冉有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粮食。孔子说:“给他六斗四升。”冉有请求再加一些。孔子说:“给他十六斗。”冉有却给了她八 十石。孔子说:“公西赤这次去齐国,乘坐的车子驾着肥马,身上穿着轻暖的皮衣。我听说过,君子是只周济急需救济的穷人而不接济富人的。”冉有的做法过头 了,受到孔子的批评。

  孔子还说:

  “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,又欲其死,是惑也。”(《颜渊》)

   对一个人,爱他,就要让他生;厌恶他,就巴不得他死。既想要他生,又想要他死。这就是惑。这种情况,现实生活中也可看到,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,有点小 事闹翻了,就恨不得要人死,甚至真动手杀人。这就是惑。辨惑,就要懂得无过不及;爱也好,恨也好,不能走极端。走极端就违背了中庸之道,就是惑。

  孔子又主张“以直报怨”;以直报怨就是依道义原则报怨,也是适度之意。正如孟子说的,“仲尼不为已甚者。”孔子从不做过头的事。

  对于物质财富,《论语》说“不患寡(贫)而患不均”。均,不是平均,而是要各阶层人都能得到其应得的份额;富者不过富,贫者不过贫。“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,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”。也就是无过无不及,适度之意。

   无过无不及是全面的,既要求无过,也要求无不及。可是孔子说“过犹不及”;孟子说“仲尼不为已甚者”,着重在“无过”的方面。这一点也值得注意。其所以 如此,盖因为子贡“过比不及好”的思想,代表了一般人的思维习惯,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。事实上,长期以来,左比右好,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深远,危害巨 大。时至今日,2500多年之后,还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其影响。

  所以孔子特别提出“过犹不及”,实在有深远的意义。

  不偏不倚,人们常会理解成在两端之间选择中点,与两端保持等距离;或在不同意见之间调和折中,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。这是一种误解。

  为求准确的理解,先看《论语》中的相关内容。

  子曰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!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”。(《子路》)

   所谓狂,指有很高的志向;狷,指有所不为。狂者志高,积极进取,但疏于实行;狷者偏于保守,缺乏进取,但是洁身自好,有所不为,不同坏人坏事同流合污。 两种态度,一激进,一保守。孔子认为二者都有可取之处,但又都有所短,并非理想;理想的是得中行而与之。中行,就是不要偏于狂或狷、激进或保守。该进则 进,该退则退;既能进,也能退;兼得二者之长,而避二者之短。

  子曰:“吾有知乎哉?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,空空如也。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(《子罕》)

  两端,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。扣,叩问,探究。竭,穷尽。扣其两端而竭,就是对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探究清楚。

  这两段都是说,事物有两端而非单一,认识事物和为人行事,不能偏执一端。不偏不倚,就是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两端,不偏于一端。

  不偏不倚,不是半斤八两,各占一半,而是对两个方面都做恰如其分的评估,不夸大某一面,也不缩小某一面。在这个意义上,也是无过无不及,适度。

  一个例子:《论语》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。

子曰:“管仲之器小哉!”或曰:“管仲俭乎?”曰:“管氏有三归,官事不摄,焉得俭?”“然则管仲知礼乎?”曰:“邦君树塞门,管氏亦树塞门;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,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,孰不知礼?”(《八佾》)

  子路曰:“桓公杀公子纠,召忽死之,管仲不死。”曰:“未仁乎?”子曰: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,如其仁。”(《宪问》)

  子贡曰:“管仲非仁者与?桓公杀公子纠,不能死,又相之。”子曰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(《宪问》)

   管仲辅助桓公以和平方式成就霸业,维护了华夏礼乐文化,体现了仁的文化理想、社会理想。所以孔子说“如其仁,如其仁”;后者是说日常行为,管仲有不知礼 和违礼之处。这是管仲的两面。管仲维护华夏文化之功不能掩其不知礼之过,管仲不知礼之过亦不能掩其维护华夏文化之功。孔子不因肯定管仲之功而讳言其过,亦 不因见其过而抹煞其功。这两面又不是半斤八两,一半一半,而是有轻重、有主次。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。一部《论语》,孔子明确许以为仁的,只有“殷有三仁” 的微子、箕子、比干,孔子弟子中只有颜渊“三月不违仁”。他评价管仲“如其仁,如其仁”,和他批评管仲器小、不知礼,其中轻重主次极其分明。这亦是不偏不 倚中道之体现。

  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的要求,有着普遍的重要意义。宇宙一切事物,无不有其两端,扣其两端而竭之,是认识的基本途径;而只见一端,片面偏激,左右摇摆,却是常见的通病,屡治不愈的痼疾。联系现实中诸种现象,可帮助我们理解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,及其重要意义。

   文化发展,有其时代性,又有其民族性;时代性表现为文化的变革,民族性表现为文化的传承;时代性体现出特殊性,民族性体现着普遍性。这是文化的两端。而 在这个问题上,长期以来,人们常常是只执一端,或只见民族性、普遍性,全盘肯定;或只见时代性,特殊性,全盘否定。在这种偏执的思想方法支配下,陷入两极 对立的争论中,无法摆脱。双方观点结论针锋相对,而思想方法则一,都是只见其一,不见其二,偏执于一端。要想摆脱这种状态,求得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,只有 回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上来,扣其两端而竭之,全面认识把握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。

   世事发展,也有两端。有向上的,也有向下的;有积极的,也有消极的;有顺境,也有逆境。现实中人们也常偏于一端。或只见积极面,盲目乐观;或只见消极 面,盲目悲观。或报喜不报忧,掩盖消极面;或夸大消极面,否定积极面。两种极端,同为一偏。前者使人丧失警惕,贻误时机;后者则使人丧失信心,迷失方向; 最终都将导致崩溃。偏之危害也如此。为保社会安定,不能不慎之又慎,全面认识和把握局势。唯有不偏不倚,“允执其中”,方能在顺境中居安思危,将危乱的因 素消解于萌芽状态;在逆境中保持冷静,在消极中发现积极,在黑暗中见到光明,发挥积极因素扭转危局。

   人生在世,功过是非,亦是两端。不偏不倚,公正评价,亦属不易。常见赞之则一切皆好,百分之百,句句是真理;甚至将人神化,顶礼膜拜。恶之则一切皆错, 毫无是处,过往功绩,一概抹杀;甚至将其妖魔化,魔鬼、骗子、暴君等恶名悉数加诸一身。正如孔子所批评,“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”,是“惑也”(《颜 渊》)。妖魔化和神化,截然相反,却同是偏于一端;以妖魔化之偏,不足以救神化之偏。唯有本中庸之道,不偏不倚,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。

  孔子说:

  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民鲜久矣。(《雍也》)

  上述等等,可见中庸之道之不行,今日尤甚。中庸之道失而偏执之风起。对于偏于一端之危害。孟子说

  所恶执一者,为其贼道也,举一而废百也。”(《尽心上》)

  孟子执一贼道之言,应引起我辈警醒。当今迎接民族伟大复兴之际,兴中庸之道,以抑偏执之风,实有重要意义。

  当然,世事复杂,要真正做到不偏不倚、无过无不及,极不容易。重要的是懂得中庸的思想方法,自觉地“扣其两端而竭之”,力求不偏不倚,无过不及。如此庶几可以接近于正确认识,而避免和防止由片面偏执而招致的错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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